如下文所述，宪法法正是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保持其最高法律效力。

比起抽象的规范审查，具体的规范审查的出现次数要多得多，每年大约一百多次，至少也有几十次。法院在建立以来的65年里，曾经审查过不同的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些修正案还没有因为违背超级条款而被宣告违宪的。

印度的做法是发展出了基本结构的理论，即宪法的基本结构不能被改变。格林：如前所说的，德国宪法法院有职权对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法庭可以将有合宪性争议的法律提交宪法法院裁决。这种解释方式补充了传统的形式主义的解释方式。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审查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的主体。这当然可能会成为让政治势力影响法官意见平衡的机会。

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后面我会再举出案例来列出另外的宪法法院职权，比如政党禁止程序等。另一方面，德国模式的优势是有专门的法庭来完成审查，在没有植根社会的宪法，尤其是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的国家里，专门法院的审查或许具有优势。

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只要是自身权限内的案件，我们就必须进行裁决。您觉得哪一个更可能成为未来统一的选项？当然，我们理解您并未对中国做过专门的研究。这样的话，在1776年的费城会议上，就出现了新生的美利坚的主权究竟由联邦还是各州来承担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的美国（United States）的重音是在前面还是后面。请问您能否首先为德国的司法审查做一个简要介绍，尤其侧重于其运作模式和特质。

这种绕道欧盟以回避国内问责的方式并非孤例。因为各种形式的自我控制、自我审查的模式，尽管在设置之初是本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但是难免在运作中分化为特殊性利益和普遍性利益的对抗。

这当然也和我们有着一部很好的宪法有关。季卫东：您刚才提到了紧急状态的问题。法国模式也是人民主权传统下的结果，这个模式能够进行抽象的合宪性审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接受个人的保护基本权利的诉愿。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卡尔·施米特和汉斯·凯尔森。

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加深，各国政府往往通过推给欧盟的方式给自己卸下责任。在普通法院进行审查的模式下，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季卫东：您提到法官一届任期是12年，而法官又不能连任，您觉得这种制度是会导向法官的政治化，还是更加有利于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呢？ 格林：在法院建立之初，一度有24名法官任职，当时12年的任期制度还没有被引进，会出现任期较久的情况，但这极为少有。注释: *本文是2016年4月12日迪特·格林教授、季卫东教授、郑戈教授和林彦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一次对话，凯原法学院的马天赐副教授和林浩舟博士生也参与了讨论。

宪法法院每年至多处理7 000个案件，然而立法机关的法律创制和政府的行政决定却关涉更为广泛。在我看来，民主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比如四年一次的选举投票，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和政府的责任制。

所以这里就需要考虑很多的经验事实，公立学校女老师的这种行为对于学校的日常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观察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在独立宣言颁布后，十三个殖民地都自称为主权国家，受到议会主权传统的影响，各个殖民地的议会都主张自身是主权的承担者。

中国也出现过是否需要设置某种形式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讨论。家事诉讼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德拉吉曾说过，我们要不惜代价保住欧元，让市场平静下来。这部被认为并不稳定的宪法，最终稳定地带领德国度过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当然，这不是合宪性审查，但是这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在那些不承认基本权利的积极效力，对基本权利仅仅做消极解释的国家里，社会经济权利的引入可能是不容回避的。

富通银行的股价大幅下跌，陷入危机，比利时政府购买了该银行的部分资产，试图借此救援陷入危机的金融市场。比如，当我仍然在最高法院服务的时候，曾经写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这个判决事关魏玛时代非常著名的和平主义人士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的一句名言，士兵是潜在的凶手（Soldaten sind Morder），在联邦德国的反战运动中，这句话被经常引用，甚至被做成标语，绘制成宣传画。

当然，还有另外的方式，比如将案件搁置一段时间，或者不予受理。实际的情形往往是，山穷水尽的当事人向律师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救济的渠道，律师这时会提出个人诉愿的渠道，或许这样律师也可以获得更加多的法律服务的报酬。

林彦：我接着郑戈教授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现在被宪法法院提交到了欧盟法院寻求指引，而欧盟法院认为，德国在欧盟整合的过程里，已经将这个权力让渡给了欧盟，欧洲中央银行的做法并无不妥。

12年的任期要求和对其他法院，比如刑事民事法官的要求并不相同。当然，在异议意见里也出现了法官认为存在对超级条款的违反的情况。你需要证明，法院这个大楼里面的状况和政府大楼里的状况并不全然一致，人们找到身着法袍、手拿法槌的你，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不同于那些西装革履的人的回应。在魏玛共和国，也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确立司法审查面临着理论上的困难。

宪法法院的日常工作和大众往往关系不大，否则难以获得超过80％的支持，要知道，对联邦参议院的信任度比例要低得多，而信任某个政党的比例往往很难超过20％。相对而言，集中式的司法审查体系对于中国更具有参考意义，因为中国广土众民，当局也希望借助宪法加强政治整合。

当然，如果这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接受的模式，那么倒算是聊胜于无的，这个代价倒也是可以支付的。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德国的宪法法院法官是通过议会产生的，有一半的法官经过联邦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另一半经过联邦众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在我看来，引入这一理论对改变宪法运作的实际帮助不大。有人指出，联邦宪法法院中一组法官是红队，另一组法官则是黑队，这是在暗示一组法官持保守立场，另外一派则是社会民主的拥趸。

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可以审查自己的修正案。林浩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司法审查的问题我自己是很感兴趣的。当然，当时的议员还非常的贵族化，选票还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普及。

24人中，只有一个曾经是纳粹党成员，而且他并不是十分活跃或者是领袖，只是平常成员，而且他是被迫成为纳粹一员。对于德国模式，经常出现其他法院不满的状况。

司法系统可能是纳粹独裁时代为数不多的没有极端邪恶的纳粹分子深度介入的部门。美国的司法审查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包括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等确立的。

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当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者英国，或者新西兰，通过司法的合宪性审查或许不是必需的，政治家们或许有其他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以上种种，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来确保宪法的实施，几乎是不叮能的。